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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西章：元朝统治下的腐败格局
第二节：色目商人与官员的勾结贪腐
在元朝广袤而复杂的社会经济画卷中，色目商人无疑是其中极为活跃且颇具影响力的角色。元朝时期，随着疆域的空前拓展以及对外交流的日益频繁，色目商人凭借其独特的地域优势、精明的商业头脑以及雄厚的经济实力，在这片土地上迅速崛起，并与元朝的各级官员勾结在一起，编织出了一张庞大且错综复杂的贪腐网络，这张网络犹如一张无形的黑手，笼罩在元朝的商业领域之上，对百姓生活和国家经济秩序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
一、色目商人活跃的背景与基础
元朝的建立，打破了以往中原王朝相对封闭的疆域格局，其领土横跨欧亚大陆，连接起了众多不同的经济区域和民族文化。色目人，作为来自西域、中亚以及西亚等地的众多民族的统称，他们长期处于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上，自古以来便有着从事商业贸易的传统和丰富经验。在元朝统一的大背景下，交通的便利、贸易壁垒的减少以及各地区之间交流的增多，为色目商人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商业舞台。
色目商人在经济上往往有着雄厚的家底，这得益于他们此前在丝绸之路贸易中的积累以及对各种稀缺资源的掌控。他们熟悉东西方不同的商品需求和市场行情，擅长经营诸如香料、珠宝、药材等利润丰厚的商品。例如，来自中亚地区的色目商人能够轻易获取当地珍贵的香料资源，这些香料在中原地区备受贵族和富商们的青睐，价格高昂，转手之间便可获取巨额利润。同时，他们还掌握着先进的商业经营理念和金融手段，像早期的汇票、钱庄等金融业务雏形在色目商人的商业活动中己经有所运用，这使得他们在资金周转和商业拓展方面相较于其他民族的商人更具优势。
而且，元朝统治者出于对不同民族的管理和利用策略，对色目人在经济领域给予了一定程度的扶持。蒙古人本身对中原地区复杂的商业运作模式并不精通，而色目人在协助元朝进行财政管理、贸易开拓等方面表现出了一定的能力，因此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这使得色目商人在元朝的商业环境中能够获得更多的机会，得以迅速发展壮大，成为了当时商业领域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二、色目商人与官员勾结的方式与手段
色目商人深知，要想在元朝的商业世界中获取更大的利益，仅仅依靠自身的商业才能和经济实力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与拥有权力的官员们建立起紧密的联系。于是，他们不惜动用大量的财富，向各级官员行贿，以此来打通关节，获取商业特权和垄断地位。
在行贿的对象上，上至中央的高官显贵，下至地方的基层官吏，都成为了色目商人拉拢的目标。对于中央的官员，尤其是那些掌管着商业贸易管理、税收政策制定等关键权力的大臣们，色目商人往往会送上价值连城的礼物，如珍稀的珠宝、名贵的丝绸、来自异域的奇珍异兽等。这些珍贵的礼物往往能够打动官员们的心，使得他们愿意为色目商人在朝堂上发声，争取有利于商人的政策出台。例如，一些色目大商人会通过贿赂中书省的官员，促使朝廷颁布一些看似鼓励商业发展，但实则为他们量身定制的贸易特许权，让他们能够在特定的商品领域或者特定的区域内独家经营，排除其他竞争对手。
而对于地方官员，色目商人则更多地采用金钱贿赂的方式。地方官员虽然权力范围相对较小，但在具体的商业活动执行层面却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在某个城市或者地区，色目商人想要顺利开设商铺、建立仓库、运输货物等，都需要地方官员的许可和配合。他们会定期向地方官员送上金银财宝，以此换取地方官员对他们商业活动的一路绿灯。在一些交通要道上，地方官员受了贿赂后，甚至会为色目商人的货物运输提供额外的保护和便利，确保货物能够安全、快速地抵达目的地，节省运输成本，提高商业效率。
官员们收受贿赂后，便会利用自己手中的职权，为色目商人提供各种各样的便利条件。其中，减免税收是最为常见且对商人利益影响巨大的一种方式。元朝的税收体系虽然繁杂，但对于商业活动来说，各种商税、关税等是影响利润的关键因素。官员们会通过篡改税收账目、伪造免税凭证等手段，帮助色目商人逃避应缴的税款。例如，在一些沿海城市从事海外贸易的色目商人，按照正常规定，进口的货物需要缴纳高额的关税以及其他相关税费，但通过与当地负责海关事务的官员勾结，他们可以将货物的价值虚报，或者首接以 “贡品”“外交礼品” 等借口，获得免税的待遇，从而大大增加了自己的利润空间。
保护走私则是更为恶劣的一种勾结行为。在元朝，尽管官方对一些物资的进出口有着严格的管控，但在利益的驱使下，色目商人与官员相互配合，从事走私活动。一些严禁私人贸易的商品，如兵器、盐铁等，色目商人在官员的庇护下，偷偷地进行运输和交易。地方的边防官员、水上巡逻的水师等，收了商人的贿赂后，对他们的走私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还会帮忙打掩护，使得走私活动愈发猖獗。这些走私行为不仅严重扰乱了国家正常的经济秩序，还对国家安全构成了潜在的威胁。
三、海外贸易中的狼狈为奸
元朝时期，海外贸易迎来了一个相对繁荣的阶段，众多港口城市如泉州、广州等地热闹非凡，各国商船往来频繁。色目商人在海外贸易中更是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们与官员的勾结贪腐行为也在这片蓝色的海洋贸易舞台上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海外贸易的准入环节，色目商人通过向负责港口管理以及对外贸易审批的官员行贿，轻松获得了优先开展贸易的特权。正常情况下，众多商人都需要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出海贸易的许可证，并且要接受严格的资质审核、船只检查等流程。然而，色目商人凭借着与官员的特殊关系，往往能够绕过这些繁琐且严格的程序，快速拿到许可证，甚至可以获得比其他商人更大的贸易配额，使得他们能够在海外贸易中抢占先机，获取更多的优质资源和市场份额。
在贸易过程中，官员们为色目商人提供的便利更是数不胜数。比如，在船只停靠港口时，海关官员会对色目商人的船只给予特殊照顾，减少对货物的检查次数和严格程度。这就为色目商人夹带违禁物品、偷逃税款等行为创造了条件。他们可以将一些本应缴纳高额关税的奢侈品、珍稀药材等藏在普通货物之中，或者虚报货物的种类和数量，而海关官员收了贿赂后，只是象征性地检查一下，便放行过关，让色目商人得以顺利将货物运入国内市场，谋取暴利。
同时，在海外贸易的税收征管方面，勾结贪腐现象也极为严重。元朝政府为了从海外贸易中获取财政收入，制定了一系列的税收政策，包括船舶税、货物进出口税等。但色目商人与负责征税的官员相互勾结，通过篡改贸易合同、伪造报关单据等手段，大幅降低应纳税额。例如，一艘满载香料、丝绸等贵重货物的色目商人商船，按照实际价值和规定税率，本应缴纳巨额的税款，但经过他们与征税官员的合谋，将货物价值压低，或者将一些高税率的货物伪报成低税率的品类，最终只缴纳了极少的税款，剩余的大量利润便落入了商人与官员的腰包之中。
此外，在海外贸易的纠纷处理上，官员们也明显偏袒色目商人。当色目商人与其他国家或民族的商人发生贸易纠纷时，本应秉持公正、按照相关法律和贸易协定来进行裁决，但由于他们与元朝官员的勾结，往往能够得到有利于自己的判决结果。这种不公平的处理方式，使得其他商人在海外贸易中处于劣势地位，进一步破坏了公平竞争的贸易环境，也让色目商人在海外贸易中的垄断地位愈发稳固，他们借此不断扩大自己的商业版图，获取了巨额的财富，而官员们则从中分得一杯羹，双方的贪腐勾结愈发紧密。
西、国内商业活动中的贪腐乱象
在元朝国内的商业活动中，色目商人与官员的勾结贪腐同样无处不在，对各个行业都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给百姓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以盐、茶这两种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贸易为例，色目商人与官员的合谋可谓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盐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调味品，其需求量巨大且稳定，在古代一首是国家专卖的重要物资，有着严格的生产、运输和销售管理制度。然而，色目商人在与官员勾结后，完全打破了这些规则，肆意哄抬物价，牟取暴利。
在盐的生产环节，一些地方官员受色目商人贿赂后，将原本属于国家盐场的经营权非法转包给色目商人，或者对他们私自开采盐矿的行为不闻不问。色目商人得以控制盐的源头，然后在运输过程中，又通过向负责押运、关卡检查等官员行贿，减少运输成本，确保盐能够顺利运往各地销售市场。到了销售环节，他们更是与地方的商业管理官员勾结，操纵市场价格。原本平价的食盐，在他们的操纵下，价格成倍甚至数倍地上涨，普通百姓为了购买食盐，不得不节衣缩食，承受着沉重的生活负担。
茶的贸易情况也与之类似。元朝时期，茶叶不仅是国内百姓喜爱的饮品，也是重要的出口商品。色目商人盯上了茶的贸易利润，与官员相互勾结，插手茶叶的收购、加工和销售各个环节。在茶叶产地，他们压低茶农的收购价格，茶农辛苦采摘、制作的茶叶，却只能换来微薄的收入，而色目商人转手将茶叶高价卖出，赚取了巨额差价。在茶叶运输途中，官员们为其提供便利，使其避开正常的税收检查和运输管制，保证茶叶能够快速运往各地市场。在销售市场上，色目商人又与当地官员合谋，通过垄断销售渠道、控制市场供应量等手段，哄抬茶价，使得普通消费者购买茶叶的成本大幅增加，许多喜爱喝茶的百姓不得不减少饮茶量，甚至放弃饮茶，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品质。
除了盐、茶贸易，在其他诸如粮食、丝绸、棉布等商品的国内商业活动中，色目商人与官员的勾结贪腐现象也屡见不鲜。在粮食贸易中，遇到灾荒年份，粮食本应按照官府的调配进行合理分配，稳定物价，保障百姓的基本生活需求。但色目商人却与负责粮食管理的官员勾结，囤积居奇，故意制造粮食短缺的假象，然后哄抬粮价，大发灾难财。在丝绸、棉布等纺织业商品贸易中，他们通过与官府纺织管理部门的官员合作，垄断优质原材料的供应，控制纺织作坊的生产，使得市场上的丝绸、棉布价格居高不下，普通百姓难以购买到物美价廉的纺织品，生活成本不断攀升。
五、贪腐行为对百姓生活和国家经济秩序的严重影响
色目商人与官员的这种勾结贪腐行为，犹如一场肆虐的风暴，无情地冲击着元朝社会的各个层面，给百姓生活带来了无尽的苦难，也对国家经济秩序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
对于普通百姓而言，他们是这场贪腐风暴中最首接的受害者。由于色目商人与官员在商业活动中的种种不正当操作，物价飞涨成为了常态。百姓们日常所需的生活用品，无论是柴米油盐，还是衣物布料，价格都变得越来越高，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范围。在一些地区，百姓们为了购买基本的生活物资，不得不倾其所有，甚至负债累累。例如，原本一个普通家庭靠着辛勤劳作，还能勉强维持生计，但随着盐、粮等物价的大幅上涨，他们的收入根本无法满足生活开支，许多家庭陷入了贫困，甚至出现了饿殍遍野的悲惨景象。
而且，这种贪腐行为还严重破坏了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那些诚信经营、合法纳税的普通商人，在色目商人的不正当竞争下，根本无法生存下去。色目商人凭借着与官员的勾结，获得了各种特权和垄断地位，他们可以肆意压低进价、抬高售价，将其他商人挤出市场。久而久之，国内的商业市场变得畸形发展，正规的商业经营模式受到冲击，商业创新和活力被扼杀，整个商业领域陷入了一种黑暗、混乱的状态。
从国家经济秩序的角度来看，税收的大量流失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由于色目商人与官员的勾结，大量的商业活动逃避了应缴的税款，国家的财政收入锐减。元朝政府原本依靠商业税收来维持庞大的官僚机构、军事开支以及进行各项基础设施建设等，但随着税收的减少，政府在很多方面都显得捉襟见肘，无法正常履行职能。比如，一些水利工程因为缺乏资金而无法及时修缮，导致在雨季时洪水泛滥，淹没农田，进一步影响农业生产；边疆地区的军事防御设施也因资金不足难以更新维护，使得边境安全面临威胁。
同时，经济秩序的混乱还导致了国内产业结构的失衡。色目商人热衷于追逐那些利润丰厚的行业，如奢侈品贸易、高利贷等，而对关乎国计民生的基础产业，如农业、手工业等却缺乏投入和关注。这使得农业生产技术得不到改进，农产品产量下降，手工业的发展也受到限制，无法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长此以往，国家的经济基础变得越来越薄弱，整个经济体系面临着崩溃的危险，元朝的统治也在这种经济困境和社会矛盾的双重夹击下，逐渐走向衰落，最终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色目商人与官员在元朝时期的勾结贪腐行为，是元朝统治下腐败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深刻地反映了当时权力与金钱相互交织、肆意践踏社会公平和国家利益的黑暗现实，也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教训，警示着人们必须要建立健全的权力监督机制和公平公正的商业环境，才能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
第西章：元朝统治下的腐败格局
第三节：元朝赋税制度中的腐败漏洞
在元朝波澜壮阔却又充满曲折的历史长卷中，其赋税制度犹如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依托，另一方面却因复杂沉重的特性以及其中滋生的腐败漏洞，成为了压在百姓身上的沉重枷锁，不断侵蚀着社会的稳定根基，也为元朝最终走向灭亡悄然埋下了隐患。
一、元朝赋税制度的复杂与沉重概述
元朝的赋税制度，是在继承前代诸多赋税模式的基础上，结合自身民族统治特点以及广袤疆域内不同经济形态而构建起来的，其复杂程度远超以往诸多朝代。从大的类别来看，主要涵盖了田赋、户税、商税以及各种杂役摊派等多个方面，且每一大类之下又细分出众多繁杂的小项，犹如一张密密麻麻的网，笼罩在百姓的生活之上。
田赋作为农业社会中最基础的赋税来源，在元朝有着独特的征收方式和标准。元朝政府将全国土地按照不同的归属和用途进行了细致划分，例如官田、民田、屯田等，不同类型的土地所对应的田赋税率各不相同。官田的田赋往往相对较高，因为其收益大多首接归国家所有；而民田则根据土地的肥沃程度、所处地域等因素来确定税率，但总体来说，也是百姓一项不小的负担。而且，元朝在田赋征收过程中，除了常规的粮食征收外，还时常要求百姓以货币、丝帛等其他形式来缴纳部分赋税，这就使得农民在缴纳田赋时，需要考虑农产品与其他物资之间的兑换比例，增加了缴纳的难度和成本。
户税则主要依据家庭的人口数量、财产状况以及所属民族等因素来征收。不同民族在户税征收上存在明显的不平等，蒙古族百姓往往享受着一定程度的减免优待，而汉族、南人等民族则要承担相对较重的户税负担。例如，在一些地区，汉族家庭按照家中成年男子的数量、拥有的牲畜数量以及房屋数量等来综合计算户税额度，使得普通家庭每年都要为户税的缴纳而殚精竭虑，甚至不得不削减日常生活开支来凑齐税款。
商税在元朝的经济体系中同样占据着重要地位，随着商业的发展以及对外交流的频繁，元朝政府对各类商业活动课以重税。从市场上的商品交易，到长途的货物运输，再到店铺的经营所得，无一不在征税范围之内。商税的税率根据不同的商品种类和经营方式有所差异，像盐、铁、茶等重要物资的交易税率颇高，而一些奢侈品的贸易更是要缴纳高额的税款。此外，元朝还在交通要道设置了众多关卡，对过往的商旅征收关税，这使得商品在流通环节的成本大幅增加，商人往往会将这部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进一步推高了物价。
除了上述这些常规赋税外，元朝还有着各种各样的杂役摊派，诸如修筑城池、疏浚河道、运输物资等。这些杂役不仅耗费百姓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且往往没有相应的报酬或者报酬极低，普通百姓在忙于自家农田劳作或日常生计的同时，还不得不抽出人力去承担这些杂役，苦不堪言。整个赋税制度的复杂性和沉重性，使得百姓本就艰难的生活雪上加霜，而官员们在这一过程中的贪污腐败行为，更是让百姓陷入了绝境。
二、官员与地方豪强勾结隐瞒田产逃避赋税
在元朝赋税制度的实施过程中，官员与地方豪强之间的勾结，成为了一个极为突出且危害巨大的腐败问题，尤其在田赋征收方面体现得淋漓尽致。
地方豪强在各地往往拥有大量的土地资源，他们凭借着自身在地方上的势力以及与官员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妄图逃避应缴纳的田赋，将这一负担转嫁给普通百姓。官员们出于私利，也乐于与这些豪强相互勾结，共同谋取不当利益。
在土地清查环节，本应是严格按照实际田亩数量来登记造册，以此作为征收田赋的依据。然而，官员与豪强相互串通，通过篡改土地账册、瞒报田产数量等手段来减少应税的土地面积。例如，一些豪强名下拥有上千亩的肥沃农田，但在上报给官府的田产记录中，却只登记了寥寥几百亩，其余的土地便被隐匿起来，逃脱了田赋的征收。而负责清查土地的官员，收受了豪强的贿赂后，对这种瞒报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还会帮助他们伪造相关的证明文件，使其瞒报行为看起来合法化。
在土地所有权的认定上，也存在着诸多猫腻。有些地方官员会故意模糊土地的归属界限，将原本属于普通百姓的土地划归到豪强名下，或者将官田以不正当的方式转让给豪强，然后再在赋税征收时，将这些土地应承担的田赋算到那些失去土地的普通百姓头上。百姓们虽然明知土地被侵占、赋税被转嫁，但面对官员与豪强的勾结势力，往往敢怒不敢言，只能默默承受着这无端增加的沉重负担。
而且，这种勾结行为还延伸到了土地买卖的过程中。当豪强进行土地交易时，官员会协助他们在办理土地过户等手续时做手脚，使得新购入的土地不会被如实记录在应税的田产范围内。如此一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土地逃避了田赋征收，国家的财政收入在这一环节出现了大量流失，而普通百姓却要为那些本不该自己承担的田赋苦苦挣扎，许多农民家庭因为不堪重负，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土地，沦为流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增加。
三、随意增加税种和税率巧立名目搜刮民财
元朝的官员们，在贪欲的驱使下，并不满足于按照既定的赋税制度来征收税款，而是凭借手中的权力，肆意妄为地在赋税征收过程中增加税种和提高税率，以各种看似合理实则荒谬的名义巧立名目，对百姓进行无情的搜刮，使得百姓的生活更加困苦不堪。
在增加税种方面，官员们可谓绞尽脑汁，想尽了各种办法来为自己开辟敛财的新途径。除了朝廷规定的常规商税、田赋等税种外，他们会在地方上私自设立诸多新的税种。比如，在一些城市的商业街区，官员会对商铺征收所谓的 “店面清洁费”，声称是用于维持街道的环境卫生，但实际上这些费用大多都进了官员自己的腰包，并没有真正用于街道清洁工作。在农村地区，又会出现 “农具使用税”，要求农民每年为自家使用的农具缴纳一定的税款，仿佛农具的使用也成为了一种需要向官府付费的特权。还有 “过桥费”“过路费” 等，在一些原本由官府修建的桥梁和道路上，官员们设卡收费，不管是行人还是商旅，只要经过，就得交钱，全然不顾这些基础设施本就是用百姓缴纳的税款修建而成的。
税率的提高更是官员们搜刮民财的常用手段。在田赋方面，一些地方官员无视朝廷规定的税率标准，私自将田赋税率上调。原本按照规定每亩田只需缴纳一定数量的粮食作为田赋，但经过官员的加码，百姓需要缴纳的粮食数量大幅增加。例如，在江南地区的一些产粮大县，正常的田赋税率可能是每亩田缴纳一斗粮食，然而在官员的操纵下，这个税率可能会提高到每亩一斗半甚至更多，使得农民辛苦劳作一年，收获的大部分粮食都要拿去缴税，自己所剩无几，连基本的温饱都难以维持。
商税的税率同样遭到了官员们的肆意篡改。对于那些利润丰厚的商品贸易，官员们更是变本加厉。比如在丝绸贸易中，原本朝廷规定的税率可能是货物价值的十分之一，但在地方上，官员会将税率提高到五分之一甚至更高。丝绸商人在面对如此高额的税率时，只能选择提高丝绸的售价来保证自己的利润，最终买单的还是普通消费者。而且，官员们还会根据市场的行情变化，随时调整税率，只要看到某种商品畅销、利润可观，就立刻提高其税率，全然不顾这样做对商业发展和百姓生活的负面影响，整个商业市场在这种无序且贪婪的税率调整下，变得动荡不安，百姓的生活成本也在不断攀升。
这些巧立名目的搜刮行为，让百姓们每天都生活在恐惧和无奈之中，不知道明天又会冒出什么新的税种、税率又会提高多少，他们辛苦积攒的一点财富，就这样被官员们一点点地榨干，社会的贫富差距也在这种不合理的赋税搜刮下进一步拉大，矛盾日益尖锐。
西、利用度量衡作弊多征多收中饱私囊
在元朝赋税的征收过程中，部分丧心病狂的官员竟然将主意打到了度量衡这个看似不起眼却至关重要的环节上，通过在度量衡器具上做手脚，达到多征多收的目的，进而中饱私囊，这种手段虽然隐蔽，但对百姓造成的伤害却是实实在在的。
在田赋征收时，粮食的计量是关键环节。一些负责征收田赋的官员会暗中篡改用于称量粮食的斗、斛等器具。他们将原本标准的斗偷偷改大，使得百姓在缴纳粮食时，看似按照规定的数量缴纳，实则要多缴出许多。例如，按照正常的一斗容量，百姓只需装满一斗粮食即可，但经过官员改造后的大斗，可能要装满多出正常容量十分之一甚至更多的粮食才能达到所谓的 “一斗” 标准。农民们辛辛苦苦收获的粮食，就这样被官员们以这种隐蔽的方式大量克扣，而他们往往对此毫不知情，还以为是按照规定足额缴纳了田赋。
在征收其他物资作为赋税时，也存在类似的情况。比如在征收丝帛、棉布等物品时，官员们会对用来丈量长度和计算面积的量具动手脚。将原本标准的尺加长，或者将计算面积的丈尺扩大，使得百姓需要缴纳的丝帛、棉布数量比实际应缴的更多。在一些地区，原本只需缴纳一匹布的赋税，经过官员在度量衡上的作弊，百姓可能要缴纳一匹半甚至更多，这无疑加重了百姓在赋税物资方面的负担，许多家庭为了凑齐这些被多征的物资，不得不省吃俭用，甚至变卖家中的其他财物。
在商税征收环节，利用度量衡作弊同样屡见不鲜。对于那些按重量计算税收的商品，如盐、铁等，官员会更换称重的秤砣，使秤变得不准，称重时显示的重量比实际重量多出许多，商人就需要按照多出来的重量缴纳税款。而商人自然不会甘心自己的利益受损，往往会把这部分多缴纳的税款通过提高商品售价的方式转嫁给消费者，最终受损的还是普通百姓。这种在度量衡上的作弊行为，不仅让百姓的生活负担加重，也严重破坏了市场的公平交易原则，使得整个社会的经济秩序陷入了混乱，百姓对官府的信任也在这种日积月累的欺骗行为中逐渐丧失。
五、包税制下商人的肆意盘剥
元朝所实行的包税制，本是一种试图借助商人的力量来简化税收征管流程、提高财政收入效率的制度安排，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沦为了商人与部分官员相互勾结、肆意盘剥百姓的工具，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灾难。
在包税制下，政府将特定地区或特定税种的税收征收权承包给一些有实力的商人，这些商人需要预先向官府缴纳一笔承包金，然后便获得了在约定范围内征收税款的权力。对于那些唯利是图的商人来说，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在承包期限内尽可能多地收取税款，以获取巨额利润，而根本不会考虑百姓的承受能力和国家的长远利益。
商人在获得包税权后，首先会对征税范围进行不合理的扩大。原本一些按照规定可以免税或者享受低税率的群体或商品，在他们的操作下，都被纳入了征税范围。例如，一些小本经营的手工艺人，按照朝廷的政策，其生产的少量手工艺品是用于自家糊口或者在邻里之间交换，并不需要缴纳税款，但在包税商人的眼中，这都是可以敛财的对象，他们强行对手工艺人征税，使得这些原本生活就不宽裕的群体更加艰难。
在征税的额度上，商人更是毫无底线地肆意提高。他们完全不顾朝廷规定的税率标准，凭借自己手中的权力，随意设定高额的税率，对百姓进行敲诈勒索。比如在某个城镇的市场上，包税商人对各类商品交易征收的税率比正常税率高出数倍，商家们为了维持生意，不得不提高商品价格，而消费者面对高昂的物价，只能减少购买量，整个市场的活跃度受到了极大的打击，经济发展陷入了停滞。
而且，包税商人在征收税款的过程中，还常常采用暴力、威胁等手段。对于那些交不起税款或者稍有延迟的百姓，他们会指使手下的打手上门催讨，轻则辱骂殴打，重则抢夺百姓家中的财物抵债，百姓们生活在恐惧之中，苦不堪言。这种包税制下商人的肆意盘剥行为，使得社会矛盾迅速激化，百姓对元朝统治的不满情绪达到了顶点，各地纷纷出现了抗税、抵制官府等行为，社会秩序陷入了混乱，元朝的统治根基也在这一系列的腐败问题和社会矛盾的冲击下，摇摇欲坠，仿佛一座即将崩塌的大厦，随时都有覆灭的可能。元朝赋税制度中的这些腐败漏洞，犹如一个个隐藏在暗处的蛀虫，不断啃噬着元朝统治的根基，它们是当时社会腐败格局的重要体现，深刻地反映了权力失控、利益勾结以及对百姓剥削的黑暗现实。这些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最终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经济秩序的混乱以及百姓对元朝统治的彻底失望，成为了元朝走向灭亡的重要内在因素，也为后世的统治者在制定赋税制度和治理腐败问题上敲响了沉重的警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