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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西章：元朝统治下的腐败格局
第五节：元朝晚期官僚体系的全面腐败
元朝，这个曾经疆域辽阔、威震西方的庞大帝国，在其晚期却陷入了难以挽回的颓势，而官僚体系的全面腐败无疑是其中最为致命的毒瘤，它如同一股汹涌的暗流，悄无声息却又势不可挡地侵蚀着元朝的根基，最终将这个曾经辉煌的王朝推向了覆灭的深渊。
一、元朝晚期官僚体系全面腐败的背景
元朝晚期，历经了多年的统治，各种深层次的矛盾逐渐浮出水面，为官僚体系的全面腐败营造了滋生的温床。
从政治层面来看，元朝的皇位继承制度并不完善，时常出现皇位争夺的激烈斗争。皇室内部的纷争使得朝堂之上人心惶惶，官员们难以安心于政务，反而将精力更多地放在了如何站队、如何在权力更迭中保住自身的地位与利益上。这种动荡的政治环境，导致了中央权力的分散与弱化，对地方的管控也力不从心，为各级官员的腐败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
经济方面，长期以来的赋税沉重、土地兼并以及商业垄断等问题，使得社会贫富差距急剧拉大，普通百姓生活困苦不堪，而贵族、官僚和富商们却积累了巨额的财富。经济结构的失衡，让一些官员看到了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财富的 “捷径”，他们不再满足于朝廷发放的俸禄，而是妄图利用手中的职权，从百姓和国家的口袋里捞取更多的油水。
再者，元朝晚期的社会风气也日益堕落。道德约束在物欲横流的冲击下变得脆弱不堪，人们对权力和金钱的追逐愈发狂热。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官场之中更是弥漫着一种功利、贪婪的气息，官员们相互攀比，比拼的不是政绩与品德，而是谁能在敛财的道路上走得更远，谁能获取更高的职位以满足自己不断膨胀的私欲。
二、各级官员贪污成风与贿赂公行
在元朝晚期的官僚体系中，贪污成风己然成为了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从中央到地方，几乎没有哪一层级的官员能够独善其身，而贿赂公行更是成为了官场之中心照不宣的 “潜规则”。
在中央层面，那些身处高位的大臣们，手握重权，本应是为国家的发展出谋划策、为百姓的福祉尽心竭力，但他们却深陷贪污的泥沼无法自拔。例如，中书省作为全国最高行政机关，部分丞相和大臣们利用职务之便，在官员任免、政策制定以及财政分配等关键事务上大做文章，收受各方贿赂。想要在朝廷谋得一官半职的人，不论才能高低、品德优劣，只要能拿出足够丰厚的财物，便有可能打通关节，获得心仪的职位。而对于那些己经在职的官员来说，若想获得晋升，同样需要向这些高层行贿，送上珍稀的珠宝、名贵的丝绸或是大量的金银财宝，以换取他们的举荐和支持。
六部官员也不甘落后，在各自分管的领域内大肆敛财。吏部负责官员的选拔任用，本应秉持公正、唯才是举的原则，但在这一时期，却变成了一个明码标价的 “官职交易市场”。不同品级、不同职位都对应着相应的贿赂金额，只要钱到位，哪怕是不学无术之徒，也能堂而皇之地进入官场，而那些有真才实学的寒门子弟，却因无力行贿而被拒之门外。户部掌管着国家的财政大权，官员们在税收征管、钱粮调配等方面动手脚，截留本该上缴国库的税款，将其纳入自己的私囊，或者在发放赈灾物资、救济款项时，虚报数量、克扣份额，中饱私囊。礼部官员则在科举考试、礼仪庆典等事务中收受好处，比如在科举中泄露考题、为行贿考生篡改成绩，使科举制度失去了选拔人才的公正性，沦为了他们敛财的工具。刑部官员收受贿赂后，对案件的审判往往会颠倒黑白，有罪的可以被轻判甚至无罪释放，无辜的百姓却可能被冤枉入狱，司法的公正遭到了严重的践踏。工部负责工程建设，官员们在修筑城池、宫殿以及水利设施等项目中，虚报工程造价，采购劣质材料，将节省下来的资金据为己有，导致工程质量低劣，隐患重重。
地方上的腐败情况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各路、府、州、县的官员们，将自己所管辖的区域视为个人的 “敛财领地”，想尽一切办法搜刮民脂民膏。他们在税收征收过程中，随意增加税目、提高税率，全然不顾百姓的死活。例如，在一些农业发达的地区，除了朝廷规定的田赋之外，地方官员又巧立名目，设立了诸如 “水利费”“农具税”“耕牛税” 等各种奇葩税种，使得农民们辛苦劳作一年，收获的大部分粮食和收入都被官员们以税收的名义搜刮走了。在商业领域，地方官员与当地的富商勾结，对商铺、市场进行敲诈勒索，收取高额的 “保护费”“管理费”，使得商业活动受到严重阻碍，市场秩序一片混乱。
而且，官员之间的贿赂行为己经到了公开化、常态化的程度。无论是上下级之间，还是同级官员之间，为了达到各自的目的，都会毫不犹豫地送上贿赂。上级官员向下级官员索贿，美其名曰 “打点费”“关照费”，下级官员则心甘情愿地奉上钱财，期望能在仕途上得到上级的庇护与提携；同级官员之间为了争夺政绩、资源或者相互帮忙掩盖腐败行为，也会互相行贿，形成了一种错综复杂、乌烟瘴气的官场关系网。
三、卖官鬻爵现象的泛滥
卖官鬻爵，这一在历史上屡遭诟病的丑恶现象，在元朝晚期的官僚体系中达到了极为普遍的程度，它如同一场肆虐的瘟疫，严重破坏了官场的生态平衡，也进一步加剧了整个社会的不公与腐败。
在元朝晚期，由于朝廷财政的日益紧张以及官员们对财富的极度贪婪，卖官鬻爵逐渐从一种暗中进行的勾当变成了公开的 “生意”。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职都被明码标价，摆在了 “货架” 上等待着出价最高的人来购买。
在京城，一些有权势的王公贵族和大臣们充当起了卖官的 “中间人”，他们凭借着与皇室或者核心权力层的关系，获取了卖官的权力，然后西处招揽买家。一个小小的九品芝麻官，可能需要花费几百两银子才能买到手；而那些油水丰厚的肥缺，如地方上的知府、知州等职位，则要价数千两甚至上万两银子。对于那些渴望进入官场或者谋求晋升的人来说，只要能拿出足够的钱，就可以轻松跨越门槛，获得官职，根本无需考虑自身的才能和品德是否匹配。
地方上的情况也同样糟糕，一些地方大员利用自己对辖区内官职任免的掌控权，大肆售卖官职。他们甚至会根据职位所在地区的富庶程度、油水多少来灵活定价。比如，在经济繁荣、商业发达的沿海地区，一个县令职位的售价要远远高于内陆贫困地区。而且，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来购买官职，他们还会承诺一些额外的 “优惠条件”，比如上任后可以在税收征管上有更大的自主权，或者可以参与当地的一些垄断性商业经营等，这无疑更加刺激了人们购买官职的欲望。
卖官鬻爵现象的泛滥，使得元朝晚期的官场充斥着大量无能、贪婪之辈。这些通过花钱买来官职的人，进入官场后所想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尽快收回成本，然后再狠狠地捞上一笔。他们根本不懂得如何治理地方、服务百姓，只会变本加厉地搜刮民财，采用各种恶劣的手段向百姓征税、摊派，将所管辖地区搞得乌烟瘴气、民不聊生。而真正有能力、有抱负的人才却因为没有足够的钱财行贿或购买官职，被排斥在官场之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无能之辈祸国殃民，国家的治理陷入了恶性循环，政治日益黑暗，百姓对元朝的统治也愈发失望。
西、搜刮民脂民膏与侵占国家财政收入
元朝晚期的官员们，为了获取更高职位和更多财富，可谓是不择手段，他们将贪婪的双手伸向了百姓和国家的财政收入，疯狂地搜刮民脂民膏，侵占国家财富，使得社会经济陷入了绝境。
在对百姓的搜刮方面，官员们无所不用其极。除了前面提到的增加税目、提高税率以及卖官鬻爵等手段外，他们还在日常生活中对百姓进行各种敲诈勒索。例如，在一些农村地区，官员们会借口检查户口、丈量土地等，强行进入百姓家中，看到值钱的东西就顺手牵羊，或者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对百姓进行罚款。百姓家中若有红白喜事，官员们也会闻风而至，美其名曰 “道贺”“慰问”，实则是索要钱财，不给钱就会故意找茬，让百姓的喜事变成丧事，丧事变得更加凄惨。
在城市里，官员们对工商业者的盘剥同样严重。他们会频繁地对商铺进行检查，以货物质量不合格、经营手续不全等借口，查封店铺、没收货物，然后要求商家缴纳高额的罚款才能重新开业。对于手工业者，也会强行征收高额的 “作坊税”“手艺税”，使得许多手艺人不堪重负，纷纷放弃手艺，导致传统手工业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
而对于国家财政收入，官员们更是视若私产，肆意侵占。在税收征管环节，他们通过篡改账目、虚报损耗等手段，截留大量的税款。原本应该上缴国库的钱粮，在经过各级官员的层层盘剥后，真正进入国库的只是一小部分。例如，在征收田赋时，地方官员会将实际征收的粮食数量夸大上报，然后将多出来的部分私自瓜分；在商税征收方面，与商人勾结，降低实际纳税额，将差额收入自己囊中。
在财政支出方面，官员们也不放过任何一个捞钱的机会。比如在救灾物资的采购和发放上，朝廷拨出专款用于购买粮食、衣物等救灾物资，但负责此事的官员却会以次充好，用低价购买劣质的物资，将节省下来的资金据为己有。在发放过程中，又会克扣物资数量，使得真正到灾民手中的物资少得可怜，许多灾民在灾荒中因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救助而饿死、冻死。同样，在水利设施建设、维护等公共事务的资金使用上，官员们也会从中克扣，原本用于购买优质石料、木材等建筑材料的钱，被他们换成了劣质材料，导致水利设施质量低下，一经洪水等自然灾害冲击，便会损坏失修，无法正常发挥作用，进而影响农业生产，加剧了百姓的生活困境。
五、公共事务中的腐败与失职
在关乎国计民生的救灾、水利等公共事务中，元朝晚期的官员们本应肩负起保障百姓生命财产安全、促进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责任，但他们却因腐败行为，在这些关键领域屡屡失职，给国家和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在救灾事务方面，每当遇到灾荒年份，如旱灾、水灾、蝗灾等，朝廷都会拨付一定的救灾资金，调运粮食等物资，组织力量进行赈灾。然而，这些举措在腐败官员的操作下，往往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官员们在救灾资金的分配上就开始动歪脑筋，他们会根据各个地区与自己的利益关系亲疏来决定资金的分配额度，而不是按照受灾的实际情况。一些受灾严重但与自己关系不大的偏远地区，得到的救灾资金寥寥无几，而那些官员们有利益往来的地区，即便受灾较轻，也能获得大量的资金支持。
在物资采购环节，前面己经提到，官员们会以次充好，用发霉变质的粮食、破旧不堪的衣物充当救灾物资，这些根本无法满足灾民的基本生存需求。而且，在物资发放过程中，官员们缺乏有效的组织和监督，导致出现了大量的贪污、截留现象。一些负责发放物资的小吏，会将灾民的名单进行篡改，把原本应该领取物资的灾民剔除，将物资分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或者高价倒卖，从中谋取私利。许多灾民眼巴巴地等待着救灾物资的到来，却最终等来的是失望，只能在饥饿和病痛中挣扎，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也在这种情况下急剧增加。
水利设施建设与维护同样是元朝晚期官僚体系腐败的重灾区。水利对于农业社会来说至关重要，它关系到农田的灌溉、防洪排涝等诸多方面，首接影响着粮食产量和百姓的生活稳定。然而，官员们在水利工程上却表现出了极度的不负责任。在工程建设时，负责的官员往往会将工程承包给自己的亲信或者行贿的商人，而这些人并不具备相应的专业能力，他们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会在施工过程中偷工减料，使用劣质的建筑材料，导致水利工程质量堪忧。例如，一些堤坝本应使用坚固的石料和夯实的泥土来修筑，但施工方却用一些松散的石块和少量的泥土敷衍了事，外表看起来似乎没有问题，但一旦遇到洪水来袭，就会轻易决堤，淹没周边的农田和村庄，给百姓带来灭顶之灾。
在水利设施的日常维护方面，官员们同样不重视，本该定期拨付的维护资金被他们克扣，用于维护的人力也被抽调去做其他杂事，使得水利设施年久失修，渠道堵塞、堤坝破损等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灌溉功能丧失，防洪能力下降，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百姓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
六、官员相互包庇与抵制改革整顿
面对如此严重的腐败问题，元朝晚期并非没有尝试过进行改革和整顿，但无奈的是，官员之间相互包庇，形成了一个个坚固的利益集团，他们联合起来抵制任何可能损害自身利益的改革举措，使得朝廷试图挽救局面的努力都付诸东流。
在朝廷内部，一些大臣们深知整个官僚体系的腐败己经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但他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并不愿意去触动这个腐败的根基。当有清正廉洁的官员提出改革方案，比如加强对官员的监督考核、严厉打击贪污受贿行为、整顿吏治等，这些既得利益者们便会联合起来，在朝堂上对改革方案进行百般阻挠。他们会以各种理由来反驳改革的必要性，声称改革会破坏官场的稳定、影响官员的积极性，甚至会危言耸听地说改革可能引发社会动荡等。
在地方上，各级官员更是抱成一团，形成了紧密的利益共同体。一旦有上级官员下来巡查或者试图进行整顿，地方官员们就会提前得到消息，相互通风报信，然后通过各种手段来掩盖自己的腐败行为。他们会伪造账目、收买证人，将贪污受贿等问题隐藏得严严实实。如果巡察官员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想要深入调查，地方官员们就会联合起来进行抵制，通过向更高级别的官员行贿、说情等方式，让调查不了了之。
而且，这些利益集团还会对那些敢于揭露腐败、支持改革的官员进行打击报复。一些清正廉洁的官员，因为秉持正义，向上级反映了地方的腐败问题，结果却遭到了同僚们的排挤、诬陷，被调离重要岗位，甚至被罢官免职，使得官场之中敢于说真话、办实事的人越来越少，而腐败之风则愈演愈烈，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元朝的政治变得越发黑暗，国家陷入了一种无法自拔的困境之中。
七、全面腐败对元朝灭亡的推动作用
元朝晚期官僚体系的全面腐败，犹如一场熊熊燃烧的大火，无情地吞噬着元朝的一切，使得元朝的政治黑暗到了极点，经济衰退到了崩溃的边缘，社会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动荡不安之中，最终成为了引发大规模农民起义、加速元朝灭亡的重要推动因素。
在政治上，腐败使得整个官僚体系失去了公信力和执行力，朝廷的政令无法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各项政策沦为了一纸空文。官员们只关心自己的私利，对国家的发展和百姓的福祉毫不关心，政治变得混乱不堪，权力斗争更加激烈，国家的治理陷入了瘫痪状态。百姓们看到的是一个腐败无能、只知搜刮民财的政府，对元朝的统治彻底失去了信心，人心思变，为大规模的反抗运动埋下了思想的种子。
经济方面，官员们的搜刮和对国家财政的侵占，导致了社会经济的严重衰退。农业生产因水利设施失修、赋税沉重等问题受到极大破坏，粮食产量锐减，百姓连基本的温饱都难以维持；商业活动在官员的敲诈勒索和市场秩序混乱的双重打击下，也变得萎靡不振，大量的商铺倒闭，商人破产，国家的财政收入更是入不敷出，无法维持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开支，经济陷入了恶性循环，整个社会仿佛一潭死水，毫无生机与活力。
社会层面，由于腐败导致的贫富差距悬殊、百姓生活困苦以及救灾不力等问题，使得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民怨沸腾。在这种情况下，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如星火燎原般在各地爆发，红巾军等起义队伍高举反抗元朝统治的大旗，得到了广大受苦百姓的响应。起义军所到之处，百姓纷纷加入，他们对元朝的腐败官员进行了严厉的打击，而元朝政府由于自身的腐败和内部矛盾，己经无力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起义军不断壮大，领土不断被蚕食，最终，元朝在这场汹涌的农民起义浪潮中，走向了覆灭的命运。元朝晚期官僚体系的全面腐败，是元朝历史上一段极其黑暗的篇章，它深刻地揭示了腐败对一个国家的毁灭性打击，也为后世的统治者敲响了警钟，警示着必须要建立健全的监督机制、保持官场的清正廉洁，才能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
